行為藝術”一詞源自上個世紀五、六十年代的歐洲,是藝術家用思維和行為過程來進行創作的藝術形式。現在,一些行為怪異者動輒以行為藝術自稱。2014年10月19日,羅馬舉行裸女讀書會,閱讀莎士比亞十四行詩;中國也出現過詩人裸體讀詩的現象。但不知這種做法,能否挽救文化的沉淪和詩歌衰頹的命運?行為怪異,甚至荒唐,能否以藝術來標示,那就值得探討了。而且,這一事物也並非純粹舶來,在我國,古已有之。
接輿是春秋 時期楚國著名隱士,因不滿時政,剪發佯狂不仕,故稱“楚狂接輿”。接輿佯狂避世,曾迎孔子之車而歌。孔子適楚,楚狂接輿遊其門曰:“鳳兮鳳兮,何德之衰? 往者不可諫,來者猶可追!已而!已而!今之從政者殆而!”(《論語•微子》)這就是“接輿歌鳳”典故的由來。“接輿髡首兮,桑扈裸行”,屈原以此表達對時 局的憤慨和對高潔品質的堅守;“我本楚狂人,鳳歌笑孔丘”之句,李白以此表達對接輿的景仰之情和狂放不羈的灑脫。
《莊子》一書中記載了莊子妻死莊子鼓盆而歌的故事。惠子弔唁,批評了莊子不以禮悼念其妻,反而箕踞而坐,鼓盆而歌的行為。莊子曰: “不然。是其始死也,我獨何能無概然!察其始而本無生,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,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。雜乎芒芴之間,變而有氣,氣變而有形,形變而有生,今又變而之死,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。人且偃然寢於巨室,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,自以為不通乎命,故止也。”
在“禮崩樂壞”的時代,孔子重修禮,用以調整社會秩序。而作為與儒學對立的道家學派的代表人物,莊子卻以不合禮法的特立獨行,表現出與儒家截然不同的生死觀。儒學思想的核心是仁,要人無求生以害仁,認為人活著而沒有仁、愛,生命則無意義。所以在關鍵的時刻,可以殺身成仁。在莊子的哲理中,生與死同為自然現象,就好像春夏秋冬四時運行一般;人生命 的輪回,是自然的變化。就此而言,莊子以宏觀的宇宙變化視野,認為生不足以喜,死不足以悲,否則就是不知命。莊子非不愛其妻子,而是以超脫達觀的態度對待 生死,認為生與死,不過是一種存在形式轉化為另一種存在形式而已。古今中外,誰能把行為做到如此藝術境界?恐怕是曠古一人。
莊子這一思想對其門人及後世名士產生極其深刻的影響,後世很多讀書人都是儒道兼修。“窮則獨善其身,達則兼濟天下”。在他們被冷酷的現實撞得頭破血 流之時,莊子思想不啻是一副靈丹妙藥,使他們在精神萎靡之時,能夠在心底找到一方淨土,完成思想的轉變,從而變得超然物外或尋求片刻的精神慰藉。
晉代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最動盪、黑暗的朝代,當司馬氏集團篡奪政權,企圖用“孝“的遮羞布來掩蓋其亂臣賊子的嘴臉並大肆殺害名士時,“竹林七賢”憤然雅集山林,鼓琴、喝酒、縱歌,談玄說理,肆意酣暢,以不合作的態度表達對正統理念的維護,以文章揭露和諷刺司馬朝廷的虛偽。於地暖是,嵇康悠然地在柳蔭下打鐵,鐘會慕名有意結交,竟對其不冷不熱,如見仇讎。搞得鐘會滿懷期待而來,卻悻悻而去,並最終為其慘遭殺戮埋下了禍根。
在“竹林七賢”中,社會地位最低的劉伶,平生嗜酒,曾作《酒德頌》,宣揚老莊思想和縱酒放誕之情趣,表現出對傳統“禮法”的蔑視。《世說新語•任誕 第二十三》記載了他的故事:“劉伶恒縱酒放達,或脫衣裸形在屋中。人見譏之,伶曰:“我以天地為棟宇,屋室為裈衣。諸君何為入我裈中?”其行其為,放浪形 骸,藐視世俗,何等灑脫。嬉笑怒罵,反而在那文人動輒被殺的亂世得以保全性命,也可謂世外高人了。劉伶喝酒,他本人絕沒想到,千年之後,卻成就了“劉伶醉”這一白酒品牌,真是喝出了藝術。
可惜,這種不拘禮法的行為為司馬新政權所不容,嵇康被殺害,阮籍佯狂避世。王戎、山濤則投靠司馬朝廷,丟棄了當初的“盟約”,竹林七賢最後分崩離 析。但他們以其獨樹一幟的風格所展現的狷狂名士的奕然神采,卻始終在歷史上閃爍著精神的光芒,使得後世失意文人在價值觀的取向上受其影響,並在行為上競相 模仿。
唐寅,明代著名畫家、文學家。字伯 虎,又字子畏,號六如居士、桃花庵主、逃禪仙吏等,吳中四才子之一。自幼天資聰敏,熟讀四書、五經,並博覽史籍,16歲秀才考試得第一名,轟動了整個蘇州 城,二十九歲到南京參加鄉試,又中第一名解元。正當他躊躇滿志,第二年赴京會試時,因“會試泄題案”,被判發充縣衙小吏使用。唐寅恥不就吏,此後遂絕意進 取,以賣畫為生。三十六歲時選中蘇州城北桃花塢,建了一優雅清閒的家園自號“桃花庵主”並作《桃花庵歌》:“桃花仙人種桃樹,又摘桃花換酒錢。酒醒只在花前坐,酒醉還來花下眠。半醉半醒日複日,花落花開年複年……”後邀請沈周、祝允明、文徵明等來此飲酒賦詩,揮毫作畫,盡歡而散。
正德九年(1514年),曾應寧王朱宸濠之請赴南昌半年餘,後察覺寧王圖謀不軌,企圖謀反,遂裝瘋甚至在大街上裸奔才得以脫身而歸。在坊間,也因其 行為不拘禮法留下了風流才子之說,“唐伯虎點秋香”經戲曲、影視劇的演繹更成為美談,在中國已成為家喻戶曉的風流韻事。儘管其才華出眾,但他那狂傲不羈的 性格使他始終不能見容於社會,最後,窮困潦倒地死去。
中國名士,一個曾被社會擠壓,跑到世界的一角暗自療傷的群體,以其種種怪異、叛逆的行為發洩著不滿,抒發著快意,踐行者操守。現在,很難想像,當方 孝孺拒絕為朱棣起草詔書,而被誅滅十族時,不知是什麼在支撐他,能夠做出如此之大的犧牲?不知有沒有受到嵇康的影響?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地說,他們都殉了心 中的道,陪葬了他們所認同的文化。嵇康殉了曹魏宗室,方孝孺殉了建文帝。
肉身雖不能千載萬世,精神卻可不朽。精神強大時,行為才能高尚;精神瘦弱時,行為亦變得猥瑣。